資質平庸，好色短命，卻開創治世

▲福建漳州龍海區月港古鎮。圖源：圖蟲創意

要知道，在涂澤民之前，曾提督東南沿海防務的浙江巡撫朱紈也曾上疏嘉靖帝，請求廢止海禁政策。結果，朱紈換來的，是被誣而自殺。當然，還有滿朝文武自此十多年閉口不敢再提開海。

涂澤民上書，無疑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下賭注。

好在同樣的問題，到了隆慶帝跟前，已悄然發生了變化。

當初，明太祖陸續平定其他勢力的同時，也面臨著一個問題：如何重建穩定的大明經濟體系？也就是，如何解決「錢荒」的問題。其認為，首要就是禁止貴价金屬外流，以保障國內貨幣流通的穩定。這便是海禁政策的出發點。

作為破立的一代，明太祖及其智囊還打算從稅收和貨幣發行上解決前代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仿照元朝的「中統元寶交鈔」，明初朝廷發行了「大明寶鈔」，用以改變人們日常使用白銀的習慣。然而，這樣一來，雖然給民間使用的貨幣找到了循環流通之路，卻也使天下從「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瞬間轉變為嚴重的「通貨膨脹」。

如果沒有足夠的貴金屬作保證，「大明寶鈔」便是一張廢紙，可以說，明朝這套累世積弊的貨幣體系，到了隆慶帝時代已經勢同水火了。

所以，當涂澤民竭力要求「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時，隆慶帝當即應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

不過，隆慶帝對開海一事，也並非任由朝臣拿捏。

既然涂澤民提及要將走私商人納入合法商人的範疇，朝廷也理應派專人在月港負責海外貿易繳收關稅和督促辦理「出海船引」。所謂「船引」，就是合法商人出海船隻的「行駛證」。要辦理這項服務，明廷規定，按時交稅年審就行。

政令看似簡單，實則船引上除了寫明商船貨物信息外，還囊括了船隻所有者的個人信息，方便朝廷加強管理。更重要的是，貨物關稅與船引繳稅兩者互不相通，只要民間商人選擇私營貿易，他便需要同時負擔兩種稅務。

而這些稅金的收取，朝廷只認真金白銀，不要紙鈔。

如此一來，有學者統計，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3億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大量的財富迅速聚集，充盈了大明王朝國庫。憑藉這筆財富，隆慶和他的朝臣們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朝政改革。

就在這場改革開始之前，喜歡搞「一言堂」的徐階，下台了。

除了阻止皇帝掃陵外，徐階幾乎對隆慶帝方方方面的瑣事都看不順眼。他興於言官，骨子裡還保留著「事無大小，好與上強爭」的習慣。

而隆慶帝面對自身身份的巨大轉變，開始暴露了原先潛藏於內的劣根性。史載，「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來，稍好內，掖廷充斥矣」。「稍好內」，明顯是委婉之詞。貪杯好色，這就是隆慶真實形象的寫照。

又懶政又好色，即便隆慶有廢除海禁、開關的功勞，又怎能讓徐階以及諸位想讓君王持正守身的言官們放心呢？

因此，只要隆慶坐朝貌似端拱，不發一言，言官們就會一哭二鬧三上吊。若隆慶在施政上有所偏頗，他們就敢把口水噴到皇帝臉上。這樣的日子，隆慶過得也是十分鬱悶。他老是在朝堂上對徐階重複一句話：「朕著內臣坐營 , 科道官也說，你每也這等說，怎麼主意不遵，你每說來。」

每當這個時候，徐階也好，言官也罷，大家都啞口無言了。

在持續失寵的情況下，言官們把矛頭對準了徐階。戶部給事中張齊趁機上奏：「比者，諸邊告急，皇上屢廑宣諭，階略不省聞，惟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階，不知有陛下！」

這話說得很重，唯有當年楊繼盛彈劾嚴嵩時曾經用過。

徐階一看大勢不妙，相當識趣，遞交辭呈，致仕了。

徐階一走，內閣首輔的寶座就歸了資歷較深的李春芳。李春芳是嘉靖年間的狀元，寫得一手好青詞，但政治智慧和處事手段都不如張居正。

張居正是個實幹家。看著李春芳多少耽誤事，便和太監李芳密謀，召高拱回京。據說，高拱得知皇帝召見他，不顧隆冬臘月大雪紛飛，硬是從河南老家，夤夜疾馳入京。

儘管這中間可能有誤會，但隆慶對高拱還是十分信任的。

他一到北京，就接到了隆慶專程給他準備的加封厚禮：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明朝大臣入內閣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當上吏部尚書，原則上就不入閣。因為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管官員的升遷考核，要是讓吏部尚書再兼內閣大學士，其不僅擁有處理機要之務，更有察查官員任用的權力，等同於真正的「宰相」。隆慶可不管這些，為了革故鼎新，他寧願背上忤逆祖宗家法之名。

隆慶相信，以高拱的能力，不說如匡扶「仁宣之治」的「三楊」，擔綱「隆慶新政」的總設計師，還是綽綽有餘的。

高拱也的確沒有令隆慶失望。

十六世紀中葉，北方蒙古與中原的關係一再緊張，頻年入犯，邊境摩擦衝突更是常有的事。為此，張居正曾竭力懇請皇帝來了一場「隆慶大閱兵」，好好地整頓了廢弛的兵備。高拱回京後，立即接過張居正手中的大旗，將隆慶新政的重點放在軍事上。

針對蒙古問題，高拱提出在兵部增置兩名兵部侍郎。

當時，兵部常設尚書一人，侍郎兩員，皆為文官壟斷。文官與武將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軍事上不如後者敏感和練達。增設兩名兵部侍郎，一來可在平時歷練政務，為日後參與朝堂決策提供助力；二來遇邊鎮總督出缺，亦或是邊境有事，即可由儲備幹部轉任實職，赴鎮任用，政績尤佳者，可充兵部尚書之選。

如此，兵部既可將京官下放地方實習，解決兵部官員瞎指揮的問題，又可在地方選取優秀的邊將補充中央，替邊境將士找到了一條合適的晉升渠道。

然而，要解決北方蒙古邊患，依靠一兩場局部戰爭的勝利，是遠遠不夠的。高拱認為，想要謀求邊境長治久安，與蒙古關係正常化才是正途。但對蒙古示好，與明朝既定的施政方針相悖，若驀然改變，影響可能無法估量。

明、蒙之間的緊張關係，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隆慶四年（1570），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因與孫子把漢那吉爭奪「三娘子」為妻，引發韃靼貴族集團內部分裂。處於劣勢的把漢那吉隨即帶領自家人馬，叩關降明。

當時，從河套地區以東到大同、宣府一帶的關外，都是俺答汗及其部下遊牧的地區。

故而，把漢那吉一踏入大明邊界，就被帶去見了時任宣大總督的王崇古。

王崇古雖是文官出身，卻素來喜論兵事。他鎮守宣大期間，嚴禁邊軍將士出關，但允許一向通敵的人深入敵營宣傳大明政策。把漢那吉等人一到大同，便得到了王崇古的優待。

把漢那吉歸明畢竟是大事，王崇古與大同巡撫方逢時等人不敢怠慢，當即把現狀匯總成報告遞交朝廷，請高拱、張居正等朝臣協商，皇帝定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