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做法，最終誤了大明王朝？

朱元璋和胡惟庸

為什麼說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做法，最終誤了大明王朝？

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謀不軌」的罪名，將中書省左丞相（宰相）胡惟庸下獄誅殺，這場案件牽連甚廣，前後有三萬餘人被株連，成為明初四大案之一。

就在胡惟庸伏誅的同一年，朱元璋下了一道影響明朝此後兩百多年國運的詔書：「罷中書省，廢丞相，升六部，尚書任天下事」。

從秦朝開始傳承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到朱元璋手裡戛然而止，這意味著：六部從此不再受中書省管轄，直接向皇帝本人負責。

朱元璋做這件事看似為了鞏固朱家江山，實際上卻給大明王朝埋下無數難以根治的隱患。

秦統一六國後，正式確立宰相制度。

宰相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角色？很多人覺得，宰相就是皇帝的副手，是朝廷里最大的官，這個說法不算錯，但不夠全面。

在皇權高度集中的封建時代，皇帝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手握最高決策權，可偌大一個王朝，每天大大小小的事務堆積如山，單靠皇帝一個人，就算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

這時候，宰相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他相當於皇帝的「大管家」，是百官之首，也是整個行政體系的中樞。

宰相的核心職責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統籌政務，把全國各地呈上來的奏章分類整理，提煉出關鍵信息，再根據朝廷的典章制度和實際情況，附上自己的處理建議，供皇帝參考決策；

二是監督執行，皇帝拍板之後，宰相要負責把聖旨傳達給六部，協調各個部門的工作，確保政策能夠真正落地；

三是拾遺補缺，皇帝也是人，難免有頭腦發熱、判斷失誤的時候，比如一時衝動要加重百姓賦稅，或是要草率發動戰爭，這時宰相就可以站出來勸諫，甚至依法駁回不合理的詔書，避免皇帝犯下大錯。

此外，宰相還有一個重要作用，他還是皇權和百官之間的緩衝帶。

皇帝高高在上，和底層官員之間隔著層層壁壘，很多時候沒法直接了解下面的情況。

而百官也需要一個代言人，把基層的困難和訴求傳遞上去。

宰相就處在這個中間位置，既能幫皇帝梳理民意，也能幫百官爭取合理的資源。

這種君權和相權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關係，是從秦至元以來，歷代王朝能穩定運轉的重要基石。

既然宰相制度運行了一千五百多年，堪稱歷代王朝穩定運轉的重要基石。那麼，朱元璋又為什麼要鐵了心地廢除宰相？

這和朱元璋的個人經歷、性格特點有密切關係。

朱元璋是歷代開國皇帝中出身最苦的，他出身於濠州的貧苦農民家庭，小時候給地主放牛，十七歲那年，家鄉因蝗災和瘟疫，父母和兄長接連去世，卻連下葬父兄的地都沒有，只能靠著鄰居的幫助，才草草掩埋了親人。

走投無路的他，先是去皇覺寺當了和尚，後來寺廟也養不起人了，他又被迫雲遊四方，當了三年的「遊方僧」，其實就是到處乞討。

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讓朱元璋嘗遍了人間疾苦，也讓他看透了元朝末年的官場黑暗。

他親眼目睹了元朝後期權臣擅自任免官員、搜刮民脂民膏，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裡，朝堂之上拉幫結派，地方之上民不聊生，最終導致天下大亂，紅巾軍起義風起雲湧，元朝的統治也隨之土崩瓦解。

所以，朱元璋登基之後，對「權臣」深惡痛絕。

他總擔心大明王朝早晚也會像元朝那樣，權臣前赴後繼，威脅朱家的皇權。

在他看來，宰相就最有可能成為權臣之首，因為宰相手握行政大權，要是心懷不軌，很容易就能架空皇帝。

這種猜忌心理，在他統治的中後期越來越嚴重，而當時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恰好就撞在了他的槍口上。

胡惟庸是濠州定遠人，和朱元璋是同鄉，早年就跟著朱元璋打天下，是明朝的開國功臣。

洪武六年，胡惟庸被任命為中書省右丞相，後來又升為左丞相，成為百官之首。

客觀來說，胡惟庸確實有一定的才幹，處理政務也幹練，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恃寵而驕，專橫跋扈。

仗著朱元璋的信任，胡惟庸在朝堂上拉幫結派，把和自己意見不合的官員排擠出去。

很多政務，他不請示皇帝就擅自做主。

收到的奏章里，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內容，他都隱瞞下來，不讓朱元璋知道。

甚至連地方官員進貢的財物，他都敢私自截留。

更讓朱元璋無法容忍的是，胡惟庸還暗中結交軍事將領，培養自己的私人勢力。

朱元璋最擔心的事情果然出現了，還沒等到他的子孫，在他執政時就冒出了胡惟庸這樣的權臣。

洪武十三年，有人告發胡惟庸謀反，朱元璋抓住這個機會，毫不猶豫地將胡惟庸下獄誅殺。

但他殺胡惟庸更深層目的在於：要借著胡惟庸案，徹底剷除相權對皇權的威脅。

於是，朱元璋以「胡黨」的罪名，大肆株連，凡是和胡惟庸有過交往的官員，幾乎都難逃一劫，前後牽連三萬餘人。

在清除了所謂的「胡黨」之後，朱元璋正式下詔，廢除中書省和丞相制度，並且在《皇明祖訓》里立下鐵規：「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這道鐵規，把宰相制度徹底給廢除了。

朱元璋覺得，這樣一來，皇權就能高度集中，朱家的江山就能千秋萬代。

可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朱元璋所預判的那樣嗎？

從短期來看，朱元璋確實達到了目的——洪武年間，皇權前所未有地集中，朝廷里沒有一個大臣有能力挑戰皇帝的權威，明朝初期的統治也確實比較穩定。

但朱元璋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皇帝也不例外。

他自己是個出了名的「工作狂」，從登基到去世，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

史書記載，朱元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去上朝，和大臣們討論政務，散朝之後又回到後宮批閱奏章，常常忙到深夜。

他曾說過：「朕自即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輒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可就算是他自己如此勤政，廢除宰相之後的政務壓力，還是讓他不堪重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洪武十七年九月的八天時間裡，朱元璋一共收到了1160份奏章，涉及3391件事務。

這些事務五花八門，大到邊疆的軍事調動、河道的修繕方案，小到地方的田賦減免、百姓的訴訟案件，全都要皇帝親自批閱、親自決策。

八天有192個小時，就算朱元璋不吃不喝不睡覺，把所有時間都用來處理政務，平均下來處理每件事的時間也只有3.3分鐘。

更何況，他還要上朝議事、接見大臣、處理突發情況，根本不可能把所有時間都用在批閱奏章上。

所以，朱元璋常常忙得焦頭爛額，甚至發出「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的悲嘆。

朱元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為此，他想到個解決辦法，那就是設立殿閣大學士。

洪武十五年，他仿照宋朝的制度，任命了一批有學問、品行端正的大臣，讓他們在文淵閣、武英殿等殿閣里值班，幫自己看奏章、出主意。

但朱元璋對這些大學士防備心很重，只給他們很低的官階，最高也不過五品，而且明確規定，他們只能提建議，不能做決策，說白了就是皇帝的「秘書」，沒有任何實權。

朱元璋的想法很簡單：他既要有人幫忙分擔工作，又要防止這些人變成新的宰相。

但他沒想到，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新的形勢而發生變化的。

他自己是個勤政的皇帝，能扛住高強度的工作，但他的子孫後代，沒有一個有他這樣的精力和耐心。

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朱棣是通過「靖難之役」奪取的皇位，登基之後，他既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又要忙著北伐蒙古、南征安南，還要派人下西洋，根本沒時間處理日常政務。

於是，他把殿閣大學士的地位抬高了，讓解縉、楊士奇、楊榮等人入閣辦事，幫自己處理奏章、草擬詔書。

這些人組成的機構，就是後來的內閣。

剛開始，內閣的權力還不大，只是皇帝的顧問機構。

但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時期，內閣大臣的官階越來越高，很多人都兼任六部尚書，權力也越來越大。

他們逐漸掌握了一項重要的權力——票擬。

所謂「票擬」，就是內閣大臣把對奏章的處理意見，寫在一張小紙條上，貼在奏章的前面，呈給皇帝批閱。

皇帝看了之後，用紅筆做最終批示，這叫「批紅」。

從理論上來說，「批紅」才是最終的決策權，可到了明朝中後期，很多皇帝根本沒有朱元璋、朱棣那樣的勤政精神，他們要麼沉迷煉丹修道，要麼沉迷酒色玩樂，要麼乾脆幾十年不上朝。

比如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躲在宮裡煉丹。

萬曆皇帝，創下了三十年不上朝的紀錄。

天啟皇帝，喜歡做木匠活，把政務都交給宦官處理。

這些皇帝懶得自己批紅，就把這個權力交給了身邊的宦官。

於是，內閣的票擬能不能生效，全看宦官的批紅。

到了這個時候，內閣首輔的權力已經堪比以前的宰相，比如嘉靖時期的嚴嵩、萬曆時期的張居正，都是權傾朝野的人物。

但麻煩的是，內閣沒有法定的宰相名分，他們的權力不是來自製度，而是來自皇帝的信任。

皇帝信任你，你就能權傾朝野。

皇帝不信任你，隨時可以把你罷官免職，甚至關進大牢。

這種不穩定的權力格局，為後來的黨爭埋下了伏筆。

這是朱元璋廢除宰相帶來的第一個弊端。

這就是制度的演變，這種演變，又怎麼會以當年朱元璋的意志為轉移呢？